一份报纸和戛然而止的舆论试验 | 深圳和它的 40 年③

原标题:一份报纸和戛然而止的舆论试验 | 深圳和它的 40 年③

“要免除匮乏的自由，免除恐惧的自由”。

蛇口工业区在 1984 年发生了几件大事。那年 1 月，邓小平来了蛇口，他对这里和中国其它地方的巨大差异表现出了简洁的认同，还颇有兴致地为一艘游轮改成的酒店题字“海上世界”。

这个小工业区的改革者因此把提着的心放下了一些。从 1979 年开始，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合资或外商独资的工厂和公司，工资制度不再像国内其它地方那样均一，管理者是通过工业区的所有人投票选举产生的，而非调任。社团也很多，它们被称为“压力公器”。

过去，这些改变被称为“冒险”，现在已经改口为“试验”。试验的意思通常是有人支持，代价不高，不妨试试。

工业区的口号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也有了新的说法。这句话最初通过报纸传出蛇口，反对者不少。它怎么听都像是资本主义的金科律令，社会主义中国在当时不富有，也不看重钱。但出乎意料地，中央政府肯定了这句话。到了 1984 年，哪个城市都能听到有人在谈论它。那年在北京的国庆典礼上，蛇口工业区有一辆自己的彩车，车身上就贴着这句话，字形巨大。

蛇口工业区的最高管理者是 67 岁的袁庚，他做过情报员、外交官、囚犯和破败时期香港招商局的主管。1984 年，他做了几件重要的事，包括签下了建造浮法玻璃厂的协议。另一件是，他打算在工业区内办一张报纸。

就在上一年，他还没有办报纸的想法，“压根就没提”，但“现在却到了蛇口必须办报的时候了”。

“蛇口通讯”——起初，这张报纸连“报”字都没有，1986 年 1 月才改名《蛇口通讯报》公开发行。它在一些方面野心勃勃，另一些方面却非常谨慎。它把自己称为企业小报，印得不多，开始一段时间，只在工业区内部发行。但没多久，因为《蛇口通讯》报道的内容、口吻在过去中国的报纸上闻所未闻，出于各种原因被大量转载，这份报纸就成了蛇口最成功的改革之一。

一直到 1989 年报纸停刊，《蛇口通讯报》都像一个舆论界的传说。过去没有先例，后来呢？总有人试图再现。在蛇口，1990 年新增的一份报纸叫《蛇口消息报》。

“本来是个红枣那么大的一条改革信息，我们努力把它放大成像一个苹果，像一个西瓜那么大。”新报纸的编辑部主任李明说。

韩耀根在 1984 年冬天搬到了蛇口。尽管这里提供 5 倍于上海的工资，但他住得很糟糕，在一个小仓库里，有老鼠，地面大多数时候都淌着水。没人在意他过得是否舒适，蛇口取消了内地的分配制度，工作和房子是自己找的，就跟那些初到纽约的中国打工者一样的状况。韩耀根 44 岁了，想到“不当弄潮儿，白活一辈子”，觉得“哪怕搭个小草棚也很舒服”。

这位中年“仓库创业者”要做的新鲜事是策划一张新报纸，和中国既有的报纸全都不同。他已经拥有不错的报纸经验，知道如何搭建合适的编辑团队才能帮助报纸尽快获得公众认知。报纸请了黄宗英担任副刊编辑，黄宗英快 70 了，是个电影明星，还有文学才华，总有读者会慕名而来。

除此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报纸的第一版。它决定这份新报纸到底想表达什么。

在蛇口之外的地方，当时大部分的报纸都是各地或者大企业的党报机关报。韩耀根在上海任职的《世界经济导报》不同，这是一份改革派报纸，它报道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战，也讨论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。

关于蛇口的这份新报纸，工业区的最高管理者袁庚希望它“不要尽讲好话”，“要办一张敢于批评干部的报纸”。他和韩耀根谈了两次话。韩耀根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，最讨厌“舆论一律”，他认为他们想得一样。

韩耀根到任后，他的职位是副总编辑，报社没有总编辑，加上他一共四人。报纸不是自负盈亏的，工业区提供资金支持。报纸在位于广州的《南方日报》大楼里印刊，使用的还是铅字印刷。第一期试刊在 1984 年的 12 月 30 日发出，每月一期。第二年 6 月，《蛇口通讯》向广东省申请公开发行的刊号，12 月获批。

这期间，《蛇口通讯》一篇报道公开了袁庚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对话，因为一些内容涉及深圳经济特区如何建设，没有经过审查，被卷入了“假新闻事件”。最后，袁庚出面证明了这些对话的真实性。对话中提及了中央是否应该继续给深圳提供财政支持，继续“输血”，还是“拔掉针头”。

因言获罪的危险还在，人们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。那段时间，袁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些如今看来不过是常识的话，“有恐惧心理的社会，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”，“要免除匮乏的自由，免除恐惧的自由”。后一句引用自美国 32 任总统罗斯福的话，被刊登在 1985 年 9 月 24 日《蛇口通讯》头版。每次袁庚发表类似的发言都被视为一次值得报道的重大事件。毕竟，在蛇口工业区之外，很少有一个地区的最高领导会如此直接对“自由”发表评论。

但很快就有人指出，这位开明的管理者对自由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——袁庚肯定一些人在公开场合质疑自己的做法，同时又以居高临下的领导口吻批评了那些在“阴暗角落”里的“三三两两议论”。陈难先是蛇口第一所学校育才学校的创始校长，他是 1983 年从杭州来的，他有不同看法。

“不怕人们‘三三两两’地议论，更不要提什么‘阴暗角落’之类。”陈难先说，意见总是从三三两两开始，可能就发源于某个角落。

韩耀根刊发了陈难先的异见，在 1985 年 11 月《蛇口通讯》上，文章取名为《袁庚此说，一半可取》。标题让陈难先非常不安，但作为报纸的负责人，韩耀根认为自己了解袁庚，他也有意让标题看起来更挑衅。这种做法让报纸上的蛇口常常比实际的蛇口更开放自由。

那时候来蛇口的短期访客都会有类似的印象。这里很新鲜，但新鲜感不是源于别的——除了为外商建造的住宅区碧涛苑，和那艘“海上世界”游轮，大部分地方还是一片草地。谭子青探访她的哥哥时住在美景阁，夜里出门“对面都是黑麻麻的，一片草”。

对谭子青来说，新鲜的是《蛇口通讯报》目录，手抄版的目录在一个小卖部挂着。这些标题过去从未在内地报纸上读到过。谭子青在 1988 年加入了《蛇口通讯报》，成为文艺版编辑。

整个 1984 年，韩耀根一直在找愿意主动在报纸上公开撰文批评的人，但很困难。“只能说说，不能见报。”韩耀根在日记里写，他碰了钉子。他有些焦虑，焦虑的原因还包括报纸尚未达到袁庚的预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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