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正非：不必撤销实体清单 没有美国也可以生存很好

任正非：如果我们在网络安全设计上不投入力量，运营商可能就不会购买我们的设备，很多国家会禁止我们进入市场；如果我们不遵守GDPR，就不能进入欧洲。所以，网络安全、用户隐私保护都成为商品中很重要的一环。就像汽车一样，所有汽车都是四个轮子，名牌汽车比普通汽车贵一点，就是因为它在安全保护上投入更大，给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。如果我们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，一是我们不可能销售，二是不可能卖好一些的价格，因此我们必须满足客户这方面要求。网络是掌握在运营商手里的，运营商是受主权国家控制的，我们只是一个卖“卡车”的公司。

14、Dan Strumpf：Matt刚才也提到，华为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有着十几万员工、业务遍及全球的公司。面向未来，华为在管理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未来您真正退出华为舞台后，您希望华为成为一家怎样的公司？

任正非：华为公司三十年来从小公司走向大公司，走的是中央集权管理的道路。这样的做法会使机关总部越来越庞大、越来越官僚主义，那么公司迟早会由于不堪重负而垮掉。我们阿根廷会议叫“合同在代表处审结的试点会议”，改革的要点就是把决策权力交到最前方，逐渐让前方的人员职级、能力都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。如果前端确实有很多能担负起责任的高级干部，那么往公司后端的流程就可以大幅度缩短，机关就不需要这么多干部。机关就会精简，减少官僚主义，减轻供养负担。为在代表处完成合同审结这样的改革，我们计划用五年或更长的时间来改变。机关会变小，办公室里没有那么多高级干部，多数是一些职员。这样把顶上重重的帽子卸下来，华为公司的管理倒转180度，就会获得新生。

这是向美国学习的。美国军队就是这样，到五角大楼的人可能没有前途了，到前线的升官很快。我们也要走这条道路，否则谁愿意到艰苦地区去奋斗？

Matt Murray：您希望未来华为的员工都不待在深圳？

任正非：是，现在非洲工作的员工虽然价值创造没有广州的员工大，但是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广州员工的数倍。

15、Matt Murray：像华为这样的公司，要找一个能替代创始人的人难度有多大？您提到跟美国公司类比，许多美国公司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，不知道华为怎么样？

任正非：有些美国公司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把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。他的安全关系股市价值，他们走哪里，认为不能坐民航机，因为民航机不安全；还要带保镖，因为他的“脑袋”就是华尔街的钱，“脑袋”没有了，华尔街就垮了。

在我们公司，我实际是一个傀儡，我在与不在对公司没有那么大影响。当年我们向IBM学习管理变革时，IBM顾问跟我讲“管理变革最终就是把你“杀”掉，让你没有权力，你有没有这个决心？”我说我们有。十几年内，IBM数百位专家在这里帮助我们变革，华为今天走成这样，IBM给我们奠定了很重要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基础。

权力到哪里去了？按流程配置了，反而基层干部权力很大。比如，服务员权力大，说“要瓶可乐”，他们就可以拿瓶可乐来；我要瓶可乐，没有流程支撑，只得自己掏钱。所以，我们向西方学习变革中最成功的一条是我虚位了，下面有各种组织，他们都被赋予了不同权力在循环着，谁都会挑起公司发展的担子来。我们现在把权力的改革倒过来，让基层更有权力，如果这点稳定下来，后继者无法重新改回中央集权。因此，在相当长时间内会比较稳定。

16、《华尔街日报》中国分社社长郑子扬：您刚才提到华为结构的调整，阿根廷会议应该是重要的一环。您在听说女儿被捕后，还是决定去阿根廷参加会议。这个会议对华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？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在您女儿刚刚被逮捕的时候，您还是决定完成工作去参加会议，这似乎显得有些无情。

任正非：阿根廷是经济困难的国家，通货膨胀非常严重。拉美地区部前任总裁已经开始对阿根廷代表处试点改革，他调回机关，换一个人接替时，我们没有更换改革试点。改革的名称叫“合同在代表处审结”，以前合同的关闭是由公司机关来决定的，现在授予代表处决策权、分配权，他们焕发了积极性。在前所未有的困难的外部环境中，这个代表处做出了很大成绩，证明试点改革是成功的。现在我们公司有二十多个代表处正在向他们学习推行改革，预计明年代表处会有一定规模化的铺开改革。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，人员会大规模减少，为了避免大规模裁员，我前几天签发了一个文件，在战略预备队预设了1万个编制、10亿美元预算，被精简的人员不是辞职走人，而是回到战略预备队来，经过学习、考试合格以后，有机会再往前派，再从事新项目，以此保证公司平稳的改革过渡，避免过度裁员。

17、Neil Western：你们为什么把会议地点选在离G20峰会如此近的地方？

任正非：这与G20峰会毫无关系，那个时候也订不上房。是在他们开完会走了以后我们再开的，是因为选择天气好的时候，错后了一些时间，在一偏避的风景区，一个叫“小小酒店”的高级酒店。

Neil Western：那时候您女儿刚刚在温哥华被捕，那次的行程对您自己个人也是有风险的，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？

任正非：肯定会有风险，如果我都怕风险，其他人怕不怕呢？还是要前进的，我从迪拜转机过去，迪拜还是很开放的。

Dan Strumpf：您当时和女儿联系了吗？阿根廷会议对您来说非常重要，您非去不可，但在会议之前几天您的女儿，也是华为的CFO，在加拿大被捕了。您当时有哪些想法？您觉得痛苦、悲伤吗？有没有联系孟晚舟？

任正非：忘了。当时我只想把会开好，好像没有其他想法。

Eva Dou：我们来聊聊孟晚舟的名字。您生日那天，她给您写了一封信，署名是“猪儿”。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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